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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西方名时是否有必要译得像中国人名?

时间:2016-02-16 11:27点击:
      大体上,中文翻译外文,是有顺序的。最早年间,纯是音译。比如印度sindhu翻译作身毒,改成天竺,字眼上好看一些了。
      后来中国人客气了,知道要给外国人翻点好听的;外国人也晓得,要入乡随俗,把名字译得合我中华上邦的意思。比如吧,Matteo Ricci,一个意大利人,不远万里来到中国,起个汉名。若按当今新华社译法,该叫马特奥·里奇,但自己就起个汉名叫利玛窦;又比如被成吉思汗干掉的花剌子模王阿拉乌丁·摩诃末Alā al-Dīn Mu?ammad;若按现在译法,该是阿拉丁·穆罕默德。但因为这俩译得太早,没法从坟里爬出来改户口本,只得罢了。
      乾隆爷写诗的臭德行天下皆知,但他有首赞美外夷乖乖来上寿的诗,头两句倒有趣:博都雅昔修职贡,英吉利今效其诚。
      博都雅是什么呢?嗯,我们现在知道的葡萄牙Portugal。这译名其实雅而好听,可惜没沿承下来。
      19世纪中期,英国首相全名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,按现在新华社译法,该叫亨利·约翰·坦布尔·帕尔默斯顿子爵。清朝就管人家叫巴麦尊:还特意称个“尊”呢。大国译名,也好听之极。英国叫英吉利,法国叫法兰西,意大利、美利坚、德意志、瑞典、荷兰,这些清朝就定下来的译名,字眼都挑得堂皇典雅。其实按读音较真的话,法国按英语读音是弗朗斯、法语读音更接近弗航斯;意大利也大可以叫伊塔利,但意思就不那么吉利了;美利坚这名,最初不过是阿美利加·韦斯普奇先生远航到彼,马马虎虎,拿自己姓氏定的名,哪里承想就意思丰富,美而且利,还坚起来了!瑞士、瑞典如果搁到今日,如果按英语音译成斯维策兰、斯维登,那么早先的祥瑞典雅意境,那就荡然无存。又比如,华盛顿这名字华贵繁盛,如果按音翻成沃辛顿,立刻就像个塑料制品厂。
      但小国家就比较惨,比如Mocambique,现在新华社管叫莫桑比克,旧译是莫三鼻给。我一个朋友说:不知者乍看莫三鼻给这四字,还真以为一人姓莫,排行第三,被行了割鼻子的劓刑呢——好好一个国名,都给译出故事来了。
      民国时候,官定译名范围还不够宽广,所以大家经常私拟译名。有些来华办事的,会起一些好听的名字,以便打入人民内部。雨果Hugo在鲁迅笔下,被呼做“嚣俄”。20世纪30年代有报刊为显得风流雅驯,热心的把托尔斯泰译成陶思道,把果戈里译成郭歌里——不知道的,真以为前者是饱学宿儒,后者是风流诗人,两个地道书香门第中国人呢。傅雷先生总把提香译成铁相。《茶花女》男主角Armand Duval,现在流行的译法叫阿尔芒·杜瓦尔,听着洋气。然而林琴南先生当年写《茶花女遗事》,给人定译名就格外霸道:男主角叫啥?哼哼,亚猛著彭!而且之后叙述台词,一口一个“亚猛道如何如何”。本来清秀痴心一男生,被叫了个亚猛,忽然就蓬头粗服、猛汉一条了。
      于是也就产生了许多好听的译名,作为习惯,一直流传。比如枫丹白露——读音其实更接近“封太纳布勒”,如此译出,虽然意思大变,但文藻上看,实是神来之笔。比如徐志摩将佛罗伦萨译做翡冷翠,逸清沁碧,绝妙好词。所以说,想给自己找好听雅驯的汉译名,真得趁早。斯嘉丽奥哈拉被译作郝思嘉,瑞德巴特勒被译作白瑞德,就是老译本的功劳。跟洪秀全探讨过基督教的伊萨卡·罗伯茨(Issachar Jacox Roberts)先生,汉名罗孝全,真是十全孝子的大好名字。
      但把外语名中文词藻化,是有一个大前提的:即,当时中国人民,还很难接受外国名字,记不住。这问题到现在还是,你让一个老大妈来记骆家辉,保证记住;你让她记加里-费耶-洛克,老大妈恨你一辈子。实际上,晚清时,把拿破仑译做拿破轮,还出过考试题:《项羽拿破轮论》。有士子不通外务,真以为让项羽去拿个破轮子,上来就想当然发感慨:“以项羽拿破轮,是大材小用,其力难施,其效不著,非知人善用之举也! ”
      后来,大陆有了新华社译名了。对比一下吧:看清朝与民国时,法国驻华公使名字罢:Julien de Rochechouart。译名叫做罗淑亚——体现淑德,亚字还表谦逊呢,真谦谦君子风。Marie Joseph Claude Edouard Robert de Semallé,译名叫做谢满梁——王谢堂前,燕子满梁,这名字如果住南京朱雀桥乌衣巷,尤其有王谢旧风。Aime Joseph de Fleuriau,译名叫做傅乐猷——乐于以道而谋大事,真是好名字。
      作为对比,20世纪60年代往后,法国公使们的名字已被定成:Lucien Paye叫吕西安·贝耶。Étienne Manac'h叫艾蒂安·马纳克。Claude Arnaud叫克劳德·阿诺。简单来说,老译法是让外国人入乡随俗;新译法是给了外国人一个身份标签。
      香港人和台湾人,相对比较按音译些。比如香港人管Beckham叫碧咸,字眼很怪,但用广东话念,音还原是最精准的;台湾人会管埃塞俄比亚叫衣索比亚,管巴赫叫巴哈,其实也是民国年间老译法保留。
      至于说哪种译法最好,这其实看面向对象不同,以及习惯问题。清朝时需要把帕尔默斯顿译成巴麦尊,是因为那时候国人都还不习惯英国人姓氏;但现在你如果非要把比尔-克林顿译成毕克临,把乔-约翰逊翻成朱张声,大家估计也会犯愣。
      翻译惯例化、统一译名和名从主人,是很容易丢失些神采,但便于交流。这里还有个因素:各国语言不同,译名不统一,读音就难定。比如巴黎Paris,按法语读音,说是“巴黑”也无妨;按英语读音,就是“帕里斯”;又比如伦敦London,按英语读音叫朗登也行,按法语写法Londres,那就是老实不客气:“聋的呵!”何况许多词写法还不同,法国人写希腊词爱把末尾的“斯”字去掉,比如阿喀琉斯在法语里正经就读“阿泻”。
      所以:如果面向对象是有外语根基的人,直接不翻译,给出来。如果面向对象是习惯中文媒体且阅读范围比较单一的人,按新华社译名——虽然这确实没神采少味道,但是最通俗易懂的。
      如果面向对象是私下里的活泼好动型,那就随便玩语言游戏吧——把Sheldon翻成夏侯惇、把Lebron James翻成雷八龙战士,都无所谓,大家听得懂就行。
      关于多译名针对不同对象,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:英语里有Elliot这个姓氏,比如鸦片战争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就姓这个。清朝时,把他译做义律,乍听以为是个中国老爹给孩子起名,劝儿子要讲义气兼自律——因为那时候还是旧文化时代。
      后来翻成了艾略特。新华社译法又出来了埃利奥特。现在一般对普通的Elliot就译成埃利奥特了,也便于懂;但针对TS ELLIOT这个诗人,就名从主人,还是叫艾略特。
      钱钟书开过个玩笑,在《围城》里扔给他个译名,叫爱利恶德,字眼大不好听,但这是文艺创作,随便玩。
      香港大学有个Elliot Hall,按新华社译法,就该叫埃利奥特礼堂。可是香港读书人聪明劲一犯,就有创意了:仪礼堂。即切音,又有意思,这才是老派翻译雍容高华、书卷满腹的玩法——但这也是在香港玩法,而且有特指,就无所谓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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